试论“一国两制”下的中国国际法主体资格

倪学伟

“一国两制”构想因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而部分地变为现实，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也必将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得以实现。当港、澳、台在“一国两制”下实现与祖国的统一，港、澳、台地区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之时，中国的国家主权是否受到限制或分割？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有何变化？港、澳、台地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又如何？本文将运用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析。

一、港、澳、台问题的由来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为1076平方公里。1840年至1842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于1842年8月29日强迫清政府在英国炮舰上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除给予英国赔款和“五口通商”之外，还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居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 从而将香港岛永久割让给英国。1856年至1860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趁占领北京之机，于1860年再次强迫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北京条约》（即《中英续增条约九款》），将香港岛对面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嘴区（即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割让给英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其中规定：“今中英两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新租之地。……以九十九年为限期。”（2） 英国据此强行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面积为975.1平方公里的新界地区。由此可见，香港是英国以军事力量支持外交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占领的，香港问题属于中国与英国之间的问题。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关于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943年，国民党政府曾与英国政府谈判解决新界问题，但终因国力衰微和国民党忙于打内战而贻误了解决问题的时机。新中国成立后，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不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在适当的时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一历史领土遗留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并把这一设想首先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在“一国两制”设想指导下，中英两国经过艰苦谈判，于1984年12月19日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宣告该联合声明正式生效。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国家关于香港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化、条文化、法律化，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回归、民主自由、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在香港顺利进行了政权交接，中国在155年之后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
澳门由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三部分组成。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以舟触风涛、需凉晒水浸贡物为由，强行租借濠境（即澳门半岛）。1557年，葡人通过贿赂中国地方官员得以在澳门半岛定居，并每年向澳门的管辖县广东香山县缴纳地租。自1849年开始，葡萄牙人趁清政府战败之机，赶走清驻澳官员，拒绝向当地政府缴税，并相继侵占了澳门半岛南面的凼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清政府先后在里斯本和北京与葡萄牙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北京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同时又规定，“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3） ，但双方始终未就澳门的界址达成协议。1955年，葡萄牙颁布“澳门海外省组织法”，称澳门为葡萄牙的一个省，并宣布要举行澳门开埠400周年纪念活动，因中国提出强烈抗议才使这一非法活动未能举行。1974年葡萄牙发生军事政变后，重新确定澳门是“葡萄牙管辖下的中国领土”。1979年2月中葡建交，双方就澳门主权问题达成谅解。1986年7月1日至1987年3月23日，中葡双方就澳门问题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举行了四轮会谈，1987年4月1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全国人大于1993年3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澳门的顺利回归奠定了法律基础。“光荣99”后，澳门顺利回归。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任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4） 。其后，台湾被日本占领达半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剥夺了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台湾光复。目前的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愿见到的，由大陆去台的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先生曾写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渴望统一的悲怆心声振聋发聩。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经历了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祖国的发展过程。1978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瓦克时，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构想，即“和平统一实现以后，台湾可以保持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5） 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针对台湾问题首次被提了出来。

二、港、澳、台地区“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是“一国两制”的宪法根据与保证。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的这一规定制定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原则，使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地位有了宪法性法律的保障。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被邓小平誉为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6） 《基本法》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根据这一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行政管理权。行政管理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自行处理其行政事务的权力，主要内容有：政策制定权、发布行政命令权、人事任免权、社会治安管理权、财政金融和贸易的独立和管理权、货币发行权、批租土地权和土地管理权、航运和民用航空管理权、对科技文化教育体育的管理权、社会福利和劳工管理权、中央政府委托和同意的对外事务权。
2、立法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置立法会，立法会享有依照法定程序独立地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的权力，可根据基本法制定和修改在香港地区实施的《刑法》、《行政法》、《民法》、《商法》、《诉讼法》等法律。全国性法律除《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领海及毗连区法》、《国旗法》、《国籍法》等之外，不在香港地区施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备案不影响法律的效力。全国人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在征询其所属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后，如果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规定的，可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被发回的法律即行失效，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另有规定外，该失效的法律无溯及力。此外，立法会还可行使以下权力：根据政府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批准税收和公共开支；听取行政长官的施政报告并进行辩论；同意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接受香港居民申诉并作出处理；对行政长官提出弹劾案等等。
3、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裁判署法庭和其他专门法庭、区域法院、高等法院、终审法院。原来在香港实行的司法体制，除由于设置终审法院有所变化外，均予以保留。独立的司法权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各种案件进行独立审判的权力，终审权是指法院享有的对最终一级的判决不能再上诉的审判权，终审权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不受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指导，但可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相互提供司法协助和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香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从未享有过终审权，香港的案件要在英国的枢密院进行终审，《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香港终审权，这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除了有《宪法》和宪法性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保障外，还有“港人治港”原则的保障。“港人治港”就是指要由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治理香港，中央政府不派行政人员去管理香港。“港人治港”是“一国两制”的具体体现，也是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必然要求。“港人治港”的具体体现是：（1）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由香港永久性居民依照基本法有关规定组成。（2）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工作。（3）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组成。但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可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议员的20%。（4）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由年满40周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5）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应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6）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由年满40周岁，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20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7）香港特别行政区机关的主要官员，如各司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等，应由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满15年并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
根据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也享有类似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即“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台湾与港、澳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按照邓小平的设想，台湾回归祖国以后，将享有比港、澳更高的自治权，“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问题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7） 海峡两岸的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8） 未来的台湾特别行政区所享有的这种高度自治权是高度自治之至极，世界上不可能有比这种高度自治更高的“自治”了，若有更高的“自治”，即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主权国家之下的地方政府了。

三、“一国两制”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国际法主体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即国际法主体“本身享有国际法上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或权力，而且，一般地说，享有在国际上直接或通过另一个国家（如在被保护国家的情形下）间接行为的能力”。“正是各国通常所具有的权利、义务和权力合在一起，才被认为构成最完全的国际人格。”（9） 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是指中国的法律人格或国际人格。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并直接承受国际法规范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按照国际法的有关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四个要素，即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主权，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构成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在构成国家的四个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主权。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属性和最根本的特征，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而不受其他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和侵犯的最高权力。1577年法国政治思想家布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主权概念，1762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了人民主权学说，主张主权具有三大原则，即不可转让和分割、完全绝对和神圣、完全不可侵犯，进而得出了建立共和国的结论。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是指国家的自主权和独立权，“它既是法律上的权利，接受国际法的调整，又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不依法律规定而存在，并可以作为法律权利的渊源和解释；它既是一国的最高权和专属权，又可以与广泛的具体权利相联系。”（10） 国家主权不能被非法地分割和限制，也不受他国主权的分割和限制。针对香港的主权问题，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1） 从国际法的角度讲，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无可争辩的，有关割让和强租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自始没有法律效力，英国从来不曾在法律上合法地拥有过香港的主权。因此，中英之间有关香港的移交绝不可能是主权的移交，而只能是香港地方政权的移交，中国方面是正义地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英国则是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对澳门拥有主权的事实，在中葡两国建交之前就已多次得到葡国政府的承认。台湾的地位早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1945年国民党政府光复台湾就是在“中国领土”的名义下进行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得到了所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的承认。
“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同时香港又是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凡属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整体利益范围内的事务必须由中央管理，香港无权对这类事务进行“自治”。具体说来，就是国防权和外交权必须由中央政府行使。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12） 外交权是指有关国家机关和官员为处理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而以国家的名义行使的谈判、访问、交涉、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等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拥有这种外交权，外交权由中央政府独享，这关系到中国的主权统一问题。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根据中央政府的授权，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如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文化、体育等领域，可以“中国香港”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除国防、外交权由中央政府行使外，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也享有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基本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基于台湾的特殊现实状况，台湾除了享有与港、澳地区相同的高度自治权外，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是，统一后的台湾不享有外交权，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之，按照“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后，港、澳、台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独立权和终审权，但这些权力并不是港、澳、台地区所固有的，不是也不可能是基于主权而自动产生的，而是中国的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的，且都不拥有外交权，不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因此，港、澳、台地区不具有独立的国际人格，不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
在港、澳、台地区回归祖国以后，中国仍然是单一制国家，中国并不因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而变成联邦制国家或邦联制国家。在宪法和国际法学中，根据国家结构形式不同，把国家区分为单一制国家和复合制国家。复合制国家又包括了政合国、君合国、联邦和邦联四种情况。单一制国家是指全国只有一部宪法、一个最高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在对外关系上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法律关系，地方政府的权限由中央政府授予，没有独立的国防权和外交权。复合国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根据条约组成的国家联合。政合国和君合国在现代国际社会中已不存在。联邦是复合国的典型形式，美国、德国、俄罗斯等都是联邦制国家，其特点是除联邦宪法外，组成联邦的各成员邦或州也有自己的宪法，联邦政府的权力是地方政府让予的，地方政府有较大的内政自主权，但国防权和外交权由联邦政府行使。一般而言，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小于联邦制国家的地方政府。邦联是根据条约组成的松散的国家联合形式，各成员国是主权国家，邦联本身不具有国际人格。（13） 在“一国两制”付诸实践以后，港、澳、台特别行政区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将远远大于联邦制地方政府所能拥有的权力，如自行发行货币权、财政和税收独立而不上交中央政府权、案件终审权等，这些权力并不是港、澳、台地方政府固有的，而是中央政府根据《宪法》和港、澳、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威罗贝曾指出：“在理论上，国家可以在任何程度上将其权力的行使委托给其他公共的团体，或甚至给其他国家；因此，在事实上，它可能只保留极少一些余下活动归其自己指挥，而还不损害其主权。国家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因而不受破坏。”（14） 所以，中央政府通过授权而使港、澳、台地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是一种主权权利的国内自我分割和限制，从本质上讲属于国家的主权行为，中国仍然是单一制的主权国家。港、澳、台地区的高度自治表明，“一国两制”下的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同时又带有复合制国家的某些特征。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受到非法的限制或分割，因为“主权主要是国内宪法权力和权威的问题，这种权力和权威被认为是国内最高的、原始的权力，具有国家内的排它性职权。”（15） 在国际法上，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中国是国际法上的“国际人格者”，具有完全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注释：
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一版，第31页。
2《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一版，第769页。
3参见赵理海著：《当代国际法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4转引自宋强等著：《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文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5《迎接历史的新纪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2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86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页。
9[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10翟玉成：《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3期，第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5页。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9、375至376页。
14 [美]威罗贝：《国家的性质的研究》，转引自邓正来编：《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15 [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之际，不仅让人感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恐怕没有什么法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区区劳动合同法，全文不足百条，在设定时限征求意见，居然达20余万件。美国商会、欧盟商会等等外观经济组织在劳动合同法起草期间，通过正式渠道和非正式渠道纷纷扬言：制定劳动合同法，他们就撤资，实施劳动合同法中国经济必将衰退！更为惊奇的是，该法公布实施不足三个月，竟然有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企业人士、乃至学者疾呼：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造成了企业的困境甚至是倒闭破产。一时间，劳动合同法几乎成了洪水猛兽，是祸国殃民的魁首。当然，劳动合同法专家亦横空出世，简直就是空中飞人，歪批谋利，绞尽了脑汁为企业充当规避劳动合同法律责任的“总设计师”。如果说，劳动合同法客观上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成本的话，那么，这笔巨额的“总设计师”费用应当计算在其中。
从调查中看，劳动合同法确实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在某企业个案调查，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增加25%。其中包括招工成本、人力资源管理成本、工资成本包括延长工时报酬、社会保险成本等等；除此，还有一些无定形的风险成本，如职工预约辞职产生的损失、终止和解除劳动合同风险成本、核心员工流失风险的成本、企业员工流动更新风险成本，企业制度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成本等等。否认，执行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认为劳动合同法是一些地方的企业成批次都停产、倒闭、歇业，这也是无稽之谈。据调查，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等沿海地区，确实出现了企业大批倒闭的情形，有些韩国投资人经理等等半夜出逃、港台资企业宣布歇业等等。这些情形虽然夸张却基本与劳动合同法无关。原因的根本大致有三：一是产品本身倚赖海外市场，美国的金融危机和全球的经济衰退是其直接原因；二是产品技术含量不高简单地劳动密集型生产，拼的是劳动力低廉成本，激烈的竞争难以维系生存，这也是一个原因；三是一些企业本身就是依靠压低职工工资赚取微薄利润的，又把仅有的利润转移到了房产投机中蚀本而无力支撑企业的主业生产，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也不能否认，有的企业反应过度无厘头地多支出了几十个亿。比如华为公司，据报道用N加1补偿的手法，令工作八年一上的员工自觉辞职，然后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再上岗后增加工资标准。这样一折腾，据说是花掉了十几个亿人民币，目的只有一个：规避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续订”合同时劳动者工作没十年者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偷鸡不成失斗米。为此，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东省这个总工会，深圳市委市政府都责令其停止规避劳动合同法的行为，一不留神成了企图违背法律的方面典型。还有人议论，有关的组织机构也是有些过敏，华为公司领导发动、有序操作、职工得利、立竿见影的大好事，他们为什么那么强烈的反对呢？与华为相反做法的某家台资企业却成了正面的典型：这家企业公开宣布，该公司坚决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即日起全员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随即有人就预言，这家企业必将自食其言、自食其果。不幸被言中了，经济危机期间这家企业绞尽脑汁压低职工工资，大量裁减员工，给当地社会管理制度了很大的压力。
劳动合同法有弊有利，这样的评说应当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
说其弊有事实为证。前边我们讲到了执行劳动合同法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的成本，对企业短期利益来说就是一个弊，增加的成本一定是用真金白银填补的，短期不能不影响效益。从劳动合同法本身法律意义说，其问题也是举不胜举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紧随其后颁发执行也说明问题，如果劳动合同法本身具有便捷的操作性的话，何必急急忙忙用“实施条例”来保障其实施呢？全社会都知道“新劳动法”出台了，企业要必须按照“新劳动法”管理劳动关系了。这样的用词不仅在企业、在职工、这媒体，也时常出现在某些高层领导和部门领导的讲话中。难道我们国家真的有了第二部“劳动法”了不成？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典的关系？制定劳动法典和劳动合同法机构的权威人士居然公开说，来者同样都是基本法。如果这样来认识的话，则无法律体系理论而言了。如果不这样认识，就出现了更大的理论问题：劳动法典以调整劳动关系为己任，且辟有专章规定了“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以劳动关系为内容，劳动合同法当然也是调整劳动关系的，由此可见，劳动法典为劳动合同法主要内容都重复的。这就难怪人们把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相提并论且以后者取代了前者。这无疑是破坏了法律体系的基本逻辑，造成了法律体系的混乱，以至于实践中无所适从，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如果说劳动合同法还有什么弊的话，那就是关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无固定期限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未约定确定终止时间的的劳动合同。从这样的定义出发，劳动者说“只要我能工作，120岁也不能终止我的劳动合同”；企业说“既然未约定确定的终止时间，那就是企业随时都可以为劳动者终止或随时另行约定确定的劳动合同期限”；由此，真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法律是白纸黑字，法官也只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类似的问题还有，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关于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条款。首先说，三个情形设置的条件是不公平的：劳动者工作连续满十年者可以续订劳动合同，另一条则是企业改制的劳动者工作满十年且距退休年龄万年者方可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款规定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者就应当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同为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的条件却不尽相同，法律的平等、公正原则焉在？更为甚者，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了续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第四十四条又规定：合同期满的，终止。劳动者虽然工作满十年以上，但是恰好劳动合同到期，那么，究竟是终止劳动合同还是续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者，续订劳动合同一定是第二次订立的劳动合同期满了，有此，究竟是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是终止劳动合同？企业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终止劳动合同肯定是合法的行为，而劳动者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是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同一个法律前后条款之间的这种定义不迷糊、指代不明、逻辑不周延的情况，劳动合同法应当说是一个典型例证。
劳动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工会应当帮助、指导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法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机制，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关于这一条，工会的很多同志都将其解读为，是高度重视工会作用的表现，以法律的形式提高了工会在企业中的地位。从法理的角度分析，可能就会得另外一个结论。首先，类似的条款劳动合同的规定不是第一次，劳动法典、工会法典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即工会帮助、指导职工订立劳动合同；但是，在“帮助、指导之前加上“应当”则劳动合同法的创举，其后再加上“履行劳动合同”更是劳动合同法的发明。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这里的“应当”表明“帮助、指导”职工这是企业工会的义务，是义务性的条款，众所周知，法定的义务是必须履行的，那么，如果企业工会不能履行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这项“义务”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另外，“帮助、指导履行劳动合同”也是法定的义务，工会有怎样的办法和能力来履行法定的帮助职工“履行”劳动合同的义务呢？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无法操作。劳动合同法的这个规定当劳动者觉悟起来的时候就可能导致一个社会后果即“状告工会”不履行法定义务而导致劳动者权益受到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此后广东、北京、重庆都发生了职工起诉工会的案件，使工会的社会形像遭到了极大的贬损。对此，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
劳动合同法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也并非一无是处。劳动合同法如此引起社会的关注，毋庸讳言，全社会如此关注劳动者的问题，劳动合同法首功一件。也正是从劳动合同法开始，无论是媒体还是企业，都大大提高了关注劳工、关注劳动的意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两周年的时刻，全世界瞩目的美国《时代》周刊都把中国劳工的形象放在了封皮上，还被解读为中国劳工拯救了世界。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来说，劳动者的地位、作用和权利保护等等，应当说第一次受到全社会如此高度地关注，这种关注确实是出自人们内心深处的认识。此前，人们关注的是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低廉，甚至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优势看待，劳动者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以及工资等等长期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对于那些农民工来说就更是可怜，拖欠工资致死人命，女职工被强制加班以至于累死，大量的工伤死亡者无以合理的补偿赔偿等等。劳动合同法其本身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但是，正是由于制定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问题受到了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企业无论是对劳动合同法的误读还是出于恻隐之心，劳动者的状况得以改善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迫使企业不但不正视劳动者的权益，其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提高了企业依法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意识。一些企业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认了职工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会的组建率大大提高；企业也开始学会利用工会这种组织的渠道开展职工的动员工作和化解矛盾的工作。一些企业建立并完善了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度，并依法利用这样的制度来制定、修改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一些企业的劳动合同意识得到了强化，以北京为例，劳动合同签约率甚至达到了85%以上，据调查，全国各地企业的劳动合同签约率均有大幅度地提高。劳动合同的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劳动关系双方都能够依照劳动合同的约定约束自身的行为，一些企业学会了依照劳动合同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从打造核心员工队伍的角度，一些企业也开始转变了“官僚”化生硬的管理方式，关心员工心、理注重员工培养、尊重员工权益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
劳动合同法对于增强职工的维权意识和提升企业的人本管理水平客观上确实有较大的促进意义，但是，真正全面执行劳动合同法也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这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中，依法治企也成了一些企业的口号。我觉得，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问题，法律只是调适劳动关系的一个底线，仅仅依法管理是低水平的管理。劳动法律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底线，建设为职工实现价值和体面劳动的企业才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