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健康权及其保障

（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 苏志）


公共卫生的基本任务是保护公众健康。计划经济时代，政府主要以直接向社会提供卫生服务的方式履行保护公众健康的职责。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保护公众健康首先应当依法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公共卫生秩序，保护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侵害。公共卫生立法宗旨就是要用法律手段调整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公共卫生法律关系，建立并维护社会正常的公共卫生秩序，通过保护公民健康权益达到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一、健康与健康权
（一）健康
什么是“健康”？当今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宪章导言所下的健康定义：“健康是指人的躯体、精神、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首先，它强调健康是由三个“维度”组成，包括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躯体层面的健康是健康的最基本层次。人是具有高级神经活动（思维、心理活动）的生命体，这种高级神经活动的内化表现为人的心理活动；高级神经活动的外化，则表现为与所处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并由此产生环境对个人身、心的影响。第二，该定义强调健康是一种状态，是躯体、精神和社会适应能力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可以用客观的指标对健康状况进行测量；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健康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提倡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第三，健康状态是动态的。可以通过个人和集体努力、社会的适当干预，使个人或者人群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升，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
健康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尊重人首先应当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身权利。
（二）健康权
健康权（即健康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受到国际法和各国法律的普遍保护。我国民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健康权是生命健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侵权行为通常也分为三种情形：侵害生命权，即致人死亡；侵害身体权，即伤害身体完整性；侵害健康权，即损害健康，致人患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定义，“侵害健康”应当涵盖侵害躯体健康和侵害精神健康。因侵权导致被侵害人精神损害或者更为严重的情形——导致其发生精神疾病，应当属于侵害健康权的行为。
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 ［1］。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健康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
健康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精神健康权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案件提了出来，以致于成为一个时期的社会热点。由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精神健康权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问题首先成为民事司法中的一个难题。针对这种情况，200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2］。是否可以认为，这标志着国家对公民精神健康权的确认？但是，关于侵权精神损害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这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医学问题。侵权行为是否造成被侵害人实质性精神损害、损害的程度、损害对被侵权人身心健康带来的后果、以及如何赔偿精神损害等，都需要法学界与医学界的进一步沟通。

二、健康权与公共卫生
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的关系，实际上是公民个人健康权与公众健康权益的关系问题。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说，个人首先应当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珍惜健康。如果自己不珍惜健康将自食其果，别人很难对你损害自己健康的行为负责。然而，如果你的行为或者活动对他人的健康利益构成侵害，甚至造成健康损害后果，就构成了对他人健康的侵权。吸烟有害健康，可导致多种严重疾病，这早已被医学科学所证实。吸烟者个人不愿意放弃吸烟，别人只能给予忠告，不能强制其戒烟。但是，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烟对公众健康可能造成危害，这时的个人吸烟行为就转化成为公共卫生问题。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公众的健康利益），特别是保护儿童、老人、孕妇等脆弱人群和特殊人群的健康，一些国家和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通过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民以食为天”，家家户户每天都在加工制作食品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这本是老百姓自己的事。但是，如果某人准备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向公众提供食品，就必须受到《食品卫生法》的约束。因此，食品生产经营对一般人来说是禁止性义务，只有那些依法经过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符合食品生产经营条件并取得卫生许可的人才能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传染病防治也是这样，为了控制传染病蔓延，《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对某些感染严重传染病的病人必须实行隔离治疗、限制自由活动或者禁止其从事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工作。虽然传染病患者本身是受害者，本人并没有过错，但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利益，法律不得不作出上述对传染病人的禁止性义务规定。如果病人拒不隔离治疗或者故意传播疾病造成他人感染，便构成了对他人健康权的严重侵害，应当承担《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行政法律责任；根据违法性质和危害后果严重性，违法人还可能被追究其他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等）。近年来有不少媒体报道，有的企业特别是一些私营和个体小企业，为了个人谋取经济上的利益不雇工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危害。这显然是一种十分恶劣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行为。根据我国《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企业主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更可悲的是，在有的案例中，不但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老板自己也得了职业病。然而，不能因为老板自己也是受害者而免除其应当承担的侵害劳动者健康权益的法律责任。
正是因为人们在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过程中其行为可能对他人、对公众健康带来影响而造成公共卫生问题，才给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适当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合理空间。什么是“公共卫生”？通俗地讲，就是“公众的卫生”或者“公众的健康”。公共卫生将公众，确切地说将一定时间、空间的特定社会人群作为一个整体，观察公众健康状况的变化及其与周围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的相互关系，采取各种政策的和技术的措施，通过法治和规劝（教育）等干预手段，预防、控制和消除不利于健康的因素和健康危害隐患，达到保护和增进公众健康的目的。由于公众健康是公众的共同利益，具体到每一个公民来说又是公民个人的健康权，所以保护公众健康就成为各国政府、社会和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即使是在WTO贸易规则中，也允许各国政府为了本国国民的健康利益，制定比其他国家和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技术法规，壁垒其他国家达不到本国卫生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说明了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角色的重要性。

三、健康权与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有差异。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的是生存和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提供的公共卫生保护水平要受到本国国情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且，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必须突出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得到了国民共识的一定期间内，可能不得不牺牲部分其他方面的利益包括健康利益，而求得尽快发展。因此，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孤立地谈公民健康权益保护问题。
关于这一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同观点。有些发达国家认为，当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得到普遍实施。WTO规则只规范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不够的，应当增加有关社会条款。它们主张，所有的贸易竞争者应遵守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方面的最低国际标准，尤其是在劳工保护和环境保护方面。如建议制定国际职业健康和安全管理标准，避免成员国为了降低产品成本，无视劳工保护，采用低工资、雇佣童工、以及让工人在缺乏健康和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中劳动来获取更大的经济和贸易利益。如果缔约国不遵守国际最低标准，将被认为是“社会倾销”，可能受到包括中止贸易特权、施加配额等惩罚。这些意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站在公平、正义立场上提出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发展中国家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条款要求，就将失去本国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反对在WTO中建立任何形式的社会条款，认为“社会条款”是发达国家企图抵消发展中国家劳动成本较低竞争优势的阴谋，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程度不同、生活水平不同，劳动成本当然也会不同。通过自由贸易实现资源的比较优势，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可以增进人类的幸福［3］。这正是WTO等全球与区域性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只有通过发展，才能提高劳动工作环境条件，逐渐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的各种权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又是社会主义国家，2001年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加入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我国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采取的重要步骤，是我国政府向世界各国作出的庄严承诺。同年12月我国又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员。对于国际上这方面动态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并根据我国的国情采取相应政策和对策。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需要，中国政府有计划地进行了法规清理工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10月中国政府制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这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健康，预防、控制职业病的法律。法律进一步明确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和用人单位保护劳动者健康的义务。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无疑是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劳动者健康的保护水平。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和经济承受能力，职业病防治法提出首先控制粉尘、放射性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导致的严重职业病危害。而对于职业活动中可能产生的与职业有关的其他疾病，暂时不能纳入职业病防治法的强制管理。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政府将通过调整职业病名单，扩大职业病防治法的调整范围。这正符合《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要通过经济增长来创造条件而逐渐实现的要求。

四、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多个法律部门。首先，国家政府在公民健康保护方面负有责任，我国宪法对此有多项规定。如第二十一条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开展群众性的卫生活动，保护人民健康的规定；第四十五条关于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以及第四十二条关于国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的规定等等。宪法的规定必须通过各有关部门法使之具体化。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健康权作为公民人身权利的重要权利之一，在《民法通则》中有比较详细的规定。民法的本质是为一定社会商品经济关系服务的［4］，民法调整人身关系，是因为人生关系可能成为取得财产权利的前提。因此，民事法律在保护公民健康权方面有以下特点：①规范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健康权保护，有较强的针对性。②以纠正侵权行为为重点。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不得对另一方主体的健康权构成侵害。③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双方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甚至包括健康保障方面的约定。④民不告，官不究，被侵害者如果不起诉（由于缺乏知识、信息不对等或其他原因），就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⑤采用经济赔偿的方式使被侵害人得到补偿。⑥损害赔偿一般是事后的，即只有在侵权的健康损害后果发生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民事赔偿。
刑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力度最大。通过刑事惩罚措施，使侵害人受到法律应有的严厉制裁。侵害公民生命健康权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与保护健康权有直接关系的规定有：刑法第六章第五节关于危害公共卫生的罪刑规定，包括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传播危险、非法组织他人卖血、非法采供血和制作血液制品、医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以及非医务人员非法行医造成对人体健康的严重损害及其死亡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有关健康标准的药品、食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产品造成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者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严重疾患等方面的刑事责任。刑法对于健康权的保护力度虽然大，但是只有那些严重侵害健康权行为才能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刑事法律的惩罚。而且，这类情况一般都已产生健康损害后果，因此对侵害者的刑事处罚和对被侵害者的保护都是事后的救济措施。
公民健康权的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要依靠行政法律制度。这是因为行政法律制度有以下特点：首先，行政法律规范的实施由政府行政各主管部门推动，这是行政法律规范实施的有力保障。第二，政府的行政执法是事前的，也就是说行政法对于社会的规范是预防性的。行政法的预防性规范作用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执法来实现。如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实行事前卫生许可制度，对于不符合生产经营食品卫生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发放卫生许可，禁止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从源头上杜绝了有害食品对公众健康的损害隐患。第三，行政法对健康权的保护具有主动性和纠正违法行为的及时性特点。法律规定政府有关执法部门根据法律赋予的监督职权，依法主动对管理对象进行监督，及时发现侵害公众健康的隐患，并对违法行为予以纠正，预防健康损害后果的发生。行政部门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就是行政不作为，将承担监管不力的行政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法对公民健康权的保护比通过司法救济的保护效率更高。第四，行政执法具有专业性强的特点，行政部门对主管职责范围内的业务精通，因此可以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督管理措施，对健康权益的保护到位。第五，行政法向社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网络。政府执法部门对社会的经常性监督和对违法行为的纠正，不是仅仅针对特定侵权主体和被侵害对象的个案处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保护。对于在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行为，即使民不告，官也究。这就是政府公共卫生管理要达到的目的。民法和刑法则主要是针对特定当事人的侵权与被侵权、伤害与被伤害，及其相应法律责任的追究。
与保护公民健康权益有关的行政法律规范主要是卫生行政法律规范。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分为：一是规范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人员从业（执业）行为和卫生服务活动，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卫生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二是规范药品和其他医疗卫生产（用）品的产、供、销活动，调整政府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与医药产（用）品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三是调整政府卫生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中（包括公民在工作、生活、学习或其他活动）发生的与保护公众健康、维护市场经济公共卫生秩序有关的权利义务关系，通称为公共卫生法律规范。如《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职业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等。目前我国已发布9部卫生行政法律，20余部卫生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将逐步改变我国公民健康权的保护状况，提高全体国民的健康水平。

注：
1、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62、63页。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
3、中国人大新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其实施》，人民日报网络版，2001年5月10日
4、应松年：《国家公务员法学读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

2001年12月16日

【摘要】在长期的婚姻审判中，我除结合司法实践写一些论文外，还出版了以研究身份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主要内容的《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专著。在程序法方面，重点研究身份关系诉讼的基本特点、身份关系诉讼与财产关系诉讼的主要区别、婚姻登记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界限、家事诉讼制度与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的构建与配置等，并针对审判实践中的程序瑕疵婚姻的诉讼路径等疑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这里将自己研究婚姻审判程序的主要内容分十个方面予以概述，以期对学界和实务界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并希望有更多的人重视家事程序的研究。
【关键词】婚姻审判；诉讼程序；研究综述
目录
一、应当建立专门的家事诉讼制度、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
二、应当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机制
三、应当彻底废除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婚姻效力纠纷之规定
四、应当设立“确认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
五、应当设立离婚无效制度和“离婚无效之诉”
六、应当设立亲子诉讼制度和“亲子关系确认之诉”
七、应当完善婚姻无效诉讼制度
八、应当修改离婚案件一律不得再审的规定
九、应当设立家庭暴力等婚姻案件特别管辖制度
十、应当设立夫妻分居之诉、设立离婚请求权的消灭事由和期限等。
正文
一、应当建立专门的家事诉讼程序、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
身份关系诉讼具有独立品质，家事案件有其自身特点。应当建立和配备与之相适应的诉讼制度、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
我国目前的婚姻案件审判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其集中表现就是“三无”与“多头主管”和“分散审判”。 “三无”即无相应的审判程序、无独立的审判机构和专业法官 。“多头主管”，就是法院和民政部门都主管婚姻无效、撤销等婚姻纠纷。“分散审判”， 就是法院内部的婚姻案件实行“民行分立”的审判模式，即一般婚姻案件与婚姻行政案件分别由两个不同审判庭审理。这种现状，完全不适应婚姻案件实际情况的需要，严重影响了婚姻审判的质量，削弱和降低了法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正面影响力和调控力。因而，必须对婚姻审判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和完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体现婚姻审判自身特点、满足婚姻审判实际需要的新体制。即完善诉讼程序——制定家事诉讼制度；改革现行体制——设立家事审判庭；强化法官素质——配备专业家事法官。
（一）完善诉讼程序——制定家事诉讼制度
家事案件有其独立的特性或品质，通常诉讼程序对其不能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应当建立与其相匹配诉讼程序。
1、过去没有家事诉讼制度有其历史原因
我国婚姻家庭制度建立先于其他民事制度，又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主客观原因，使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没有实行辩论主义诉讼模式。而家事诉讼实际上就是辩论主义原则的某些例外，而没有辩论主义原则就不可能有例外。所以，当时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以及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的调解工作，已经满足了处理婚姻案件的实际需要，当然就没有必要专门设立家事诉讼制度。这一原因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婚姻家庭制度建立先于其他民事制度，婚姻案件的审判程序影响了整个民事审判程序。
（2）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迎合了家事诉讼的性质。
（3）调解制度适应家事案件的特点。
2、目前建立家事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目前之所以需要建立家事诉讼程序，其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经过多年的审判方式改革，其诉讼制度和诉讼模式已发生了重大或根本性变革，即结束了单一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实行了以辩论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特别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不仅在制度层面初步确立了辩论主义原则的有关诉讼规则，并首次在第8条规定了通常诉讼中的自认规则不适用于身份关系诉讼案件。这是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史上一次划时代或革命性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在结束职权主义单一诉讼模式、确立以辩论主义原则为主的诉讼模式同时，通常诉讼程序规则与人事诉讼程序规则开始分野。
正是由于整个民事诉讼从司法运作到制度层面全面结束了单一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实行以辩论主义为主的诉讼模式，使家事案件赖以生存的主要环境或土壤不复存在，通常诉讼程序所遵循的辩论主义程序法理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家事诉讼，通常诉讼程序与家事诉讼程序不得不分道扬镳，家事诉讼案件自然应当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制度体系。否则，难以适用家事诉讼案件的需要。
第二、没有家事诉讼诉讼程序，既是立法体系上的严重缺失，也是司法审判中的巨大悲哀。从立法体系上考察，家事程序不入法，法律体系“半边”乏；从司法审判上考察，家事程序未出台，无边错案滚滚来。在司法实践中完全适用通常诉讼程序即财产诉讼规则、甚至适用行政程序处理婚姻等身份案件，身份关系案件的职权主义等基本诉讼原则没有得到有效贯彻，导致家事诉讼案件面目全非，问题迭出，错误现象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其乱象不堪言状。
3、关于家事诉讼的称谓和家事案件范围的范围等
（1）关于婚姻家庭或身份关系案件诉讼程序的名称，各国立法称谓不尽相同。有“人事诉讼法”、“家事诉讼法”等不同称谓。从严格意义上讲，“人事 ”与“家事”是有区别的。但人们在使用家事诉讼或人事诉讼时,并没有加以区分,两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只要明确该类诉讼程序的内涵和外延，人事诉讼、家事诉讼等称谓，皆无不可。
但由于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人事诉讼制度，人们对人事诉讼的概念比较陌生，又加之存在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如果把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称为“人事案件”，容易造成混淆。在我国对于涉及婚姻家庭案件的诉讼，可以称为家事诉讼，与之相对应的程序称为家事诉讼程序。
（2家事案件范围的大小，各国的立法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可以考虑包括如下三大范围：（一）身份关系案件，是指以亲属身份或身份关系为诉讼对象的案件，即通常所说的人事诉讼案件。包括：（1）婚姻案件；（2）亲子关系案件；（3）收养案件等。（二）身份财产案件，是指以亲属身份为媒介或基于身份关系发生的财产案件。诸如婚约财产、继承、遗赠扶养；夫妻或兄弟姐妹之间的扶养、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以及离婚后的财产分割和基于婚姻法46条提出的赔偿等案件。（三）侵犯婚姻当事人和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案件，诸如干涉婚姻自由、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侵权案件。此外，有条件也可以将家事犯罪案件，纳入家事法庭审判范围，实行家事案件“统一管辖，统一审判”。
（3）关于家事程序的立法内容和体例。目前不宜追求内容和体系完整，可以采取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粗后细，“急用先定”，分步完成的立法思路，先在民事诉讼法中用一编或一章规定家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燃眉之需，待条件成熟后再颁布完整的家事诉讼法。必要时也可以采取司法解释形式，就家事诉讼中的相关问题予以规范。
（二）改革现行体制——设立家事审判庭
我国现行家事案件处理机制，至少存在三个方面问题需要改进和完善：一是婚姻登记行政机关不应处理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等案件，统一归口法院主管；二是应当统一法院内部婚姻案件的审判机构，由“民行分立”撤并归一；三是设立婚姻家庭审判庭。
家事案件的特殊性质以及家事案件的巨大数量，决定其有必要也有可能设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机构。设立专门婚姻案件审判机构有大、中、小三种模式，即家事法院、家事法庭、家事审判合议庭。我国目前宜设立家事法庭（审判庭）。
（三）强化法官素质——配备专业家事法官
家事案件的复杂性和专业性，需要由专业法官担任。审判家事案件的法官，应当选择具有审判家事案件“特质”条件的法官担任。家事法官，除了综合素质有特殊要求外，一般应当是30——35岁以上的已婚者担任。配备家事法官，年龄结构应当比较合理，30岁、40和50岁以上各个年段的法官应当各占一定比例，并应当有男性法官和女性法官共同组成，形成一定的性别比例。家事法官的具体条件，一般应当是：
1.理论素质和综合知识素质全面。熟练掌握婚姻案件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
2.思想素质高，责任心强。对社会、对人民、对当事人高度负责。
3.审理家事案件的实际能力强。能够驾驭和把握婚姻案件，善于思想工作，调解技巧高，社会协调能力强，工作方法细腻。
4.具有必要经历的已婚资深法官。
二、应当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
目前处理婚姻效力纠纷的立法和司法机制在其职能定位、执法权力配置、诉讼路径选择等方面均存在明显错误。一是行政权与司法权混淆；二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混淆；三是部门之间职能混淆。解决婚姻效力纠纷的部门重叠，职能交叉，既有分工不明，也有分工错误；既有重复交叉，越权越位，又有盲点死角，该管的案件无人管。处理婚姻效力纠纷虽然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三大机制，但由于权力配置不合理，庞大的机构体系却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婚姻效力纠纷诉讼难与裁判乱的现象十分严重，并酿成了全国最集中、最多的群体性错案，婚姻登记机关成为“全国头号冤大头”。对此必须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婚姻效力纠纷管辖权再分配。要进一步优化执法资源，整合执法机关，消除诉讼岔路，建立直达诉讼专线，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便当事人诉讼。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彻底废除婚姻效力纠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凡涉及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案件，统一由法院主管，按民事程序处理。
（一）将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之误区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之所以把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主要是因为存在四大误区：
1、误判婚姻登记是行政许可或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实际上，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婚姻登记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而是婚姻当事人与登记机关共同完成的“婚姻宣示”(公示)行为。我国《澳门民事登记法典》和外国的民事登记法，都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
2、误判行政确认行为所产生的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或者认为民事婚姻关系经登记后就变成了行政性质。实际上，行政确认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并非行政案件，民事婚姻关系经登记确认不能改变其民事性质。在国外，经民事登记的婚姻称为“民事婚姻”，具有民事法律效果，产生民法上的婚姻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经民事登记的“事实婚姻”或“宗教婚姻”等，一般不产生民事婚姻的法律效果。
3、误判登记程序瑕疵婚姻纠纷争议的标的是婚姻登记行为。而实际上，登记程序瑕疵婚姻争议的真正标的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
在登记程序瑕疵婚姻纠纷中，当事人所争议的焦点并不是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与否，而是登记程序违法是否影响婚姻的效力，能否产生婚姻的法律效果。判断瑕疵婚姻的效力虽然也涉及到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与否问题，但登记程序违法与否，只是用以主张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争议标的，其真正争议标的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即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