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问题，学界众说纷纭。纵观学者提出的理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权利能力消灭说。这一学说又可以分为完全终止说、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说。二是权利能力存在说，该说认为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限于以其原住所地为中心的区域。若受宣告人并未死亡，而在其他地区生存，那么，其在该他地区不但仍然具有权利能力，而且其民事活动也不受影响。”
　　完全终止说即通说认为，自然人宣告死亡应发生与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效力， 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我国台湾学者也一般认为，宣告死亡虽然非自然死亡，但应视同自然死亡，即具有使自然人消灭权利能力的效果。这一观点为本书所赞成。 但是，宣告死亡只是对失踪人是否死亡所作的一种推定，实际上失踪人有可能并未死亡.有学者认为，“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多数情况下确已死亡，被宣告死亡而实际并未死亡者极少。”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宣告死亡人实际上已经死亡是一种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强调宣告死亡的完全不同于自然死亡（不能导致失踪人权利能力的消灭），实质上是站在失踪人利益保护的角度，将被宣告死亡的人的‘重新出现’作为一种 ‘常态’即可能性极大的事实来予以对待。” 笔者认为一项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应该尽可能兼顾利害关系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宣告死亡的目的只是重点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就是并不否认应兼顾失踪人的利益。如果认为被宣告死亡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终止，那么就会导致与失踪人在其实际生存的地方所从事的相关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对人,很可能以失踪人已是被宣告死亡人为由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从而损害失踪人的利益。有人也许会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失踪人自己及相对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以溯及地恢复其民事权利能力。但是我们知道，某些失踪人由于出于种种原因如婚姻失败、家庭不幸等不愿向法院申请撤销宣告死亡，此即导致了失踪人生存地与失踪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即有可能损害失踪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只要存在损害法律关系中某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就值得怀疑，就有修正的必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被宣告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可以分为绝对终止和相对终止。绝对终止是指在宣告某公民死亡时，该公民就已经死亡，即自然死亡在前，宣告死亡在后，在这种情况下，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绝对终止。相对终止是指被宣告死亡公民原住所地（宣告死亡地）为中心的区域的权利能力终止，而在他生存的区域（生存地）仍然有权利能力。 这种观点的提出试图在理论上对宣告死亡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释，这一点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如果理论上能够把某一问题在实际情况中的现象一一解释清楚，这应该是理论研究的所要达到的周圆性，也是众多学者梦寐以求的。但是实际情况纷繁芜杂，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问题和新情况层出不穷，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因此想达到理论的周圆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如果说绝对终止的观点还具有合理性的话，那么相对终止的观点则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所谓‘失踪人原住所或居所为中心’之表达，根本不具有确切的含义。何谓‘中心’？倘失踪人于失踪前在距其原住所万里之遥的地方实施了法律行为，是否仍为‘中心’之所及？很显然，宣告死亡的效力及于其失踪前所涉之一切法律关系，其并无范围之任何限制。而所谓‘原住所为中心’之外的‘范围’，在被宣告死亡的人生还事实出现之前，纯属虚构”。 因此，这种观点也未必能充分地解释实践的各种情况。
　　权利能力存在说认为宣告死亡仅发生与自然死亡相似而不相同的法律效果。 有学者对此提出在宣告死亡而且实际上已经自然死亡的情况下，在理论上会出现一个悖论，即实际死亡的人如何还能拥有民事权利能力呢？此种认识颇有理论至上的色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为实践中服务。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反之，如果实践中不可能出现问题的，则设计解决该问题的制度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只是在理论上为完善理论具有一定意义，但其只是空想而已。赋予自然人以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目的在于保护、限制自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通过其民事活动所获得的利益。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且实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虽会出现理论的悖论，但在实际中却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因为一个实际已经死亡的自然人是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获得利益、侵害他人利益以及被其他人侵害自己的利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既可以兼顾保护在失踪人被宣告死亡但实际并未死亡情况下失踪人自己和其生存地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时也不会违背宣告死亡制度的根本目的；而且也可以充分解释为何《民法通则》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以及最高法院在《民通意见》第36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北安市人民法院—刘宇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批复

1988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8）京高法字第76号《关于孙大鲲等人诉孙大成等人房产确权、继承一案的请示报告》收悉。
经我们研究认为：该案双方争执之14间房产确系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之父孙兆骧1942年所购置。1951年重新登记房屋产权时，因孙兆骧表示过放弃产权，该房产权人改为孙兆麟、孙张氏，但不久，孙兆麟又将房产证及房屋归还孙兆骧，交其管理、使用。“文革”期间孙兆骧本人将该房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退给的房租结算款也交给了孙兆骧。孙兆骧长期对房屋行使所有权。孙兆麟、孙张氏生前从未提出异议。据此，我们同意你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即以确认该房产权归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为宜。
此复

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大鲲等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的请示 （1988）京高法字第76号
最高人民法院：
我院受理的孙大鲲等6人房产确权、继承申诉一案，因案情疑难，认识不一致，特向你院请示。
一、案情
孙兆骧（1984年2月死亡）于1942年在河南开封充任伪河南省政府民政厅主任课员时，与人合资经营粮店，购置了座落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6号及后院（大石碑胡同31号）房屋共计14间，产权登记在已去世的父亲孙诒谋名下，房产由孙兆骧的胞弟孙兆麟及二嫂孙张氏共同管理。1951年产权重新登记时，孙兆骧仍在河南工作，他当时向北京地政部门提交弃权书，声明：上述房产“系家父孙诒谋及二家兄兆骐（孙张氏之夫）恤金，经我弟兆麟经营行商所得利润留置，此房与我并无干，自无享受之权”遂将产权人改为孙兆麟（1978年去世）和孙张氏（1978年去世）平均共有。1951年8月，孙兆骧因历史问题被单位开除，由河南遣返回京，孙兆麟即把房产证交给孙兆骧，由其居住、管理、维修、收租。孙家亲友及承租人均认为产权系孙兆骧所有，在孙兆骧、孙兆麟的人事档案中，孙兆骧称自有房产14间，收取房租，孙兆麟称孙兆骧1942年买了一处房产，自己于1952年以前挪用过房租。“文革”中，孙兆骧将房产交公，1983年国家落实私房政策时，房管部门通知孙大鲲（孙兆骧亲生子，已过继给孙张氏夫妇为子）领取房租结算款八百余元，由孙大鲲交给了孙兆骧。因此，孙兆麟的子女孙大瑛、孙大萍、孙大成、孙大庄提出异议。孙兆骧遂于1983年11月诉至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产权为自己所有。一审诉讼中孙兆骧死亡，由其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承继诉讼，并追加孙大鲲为共同原告。
二、第一、二审及再审处理结果
第一审法院根据产权登记与契证手续及孙兆骧的弃权声明，确认产权人系孙兆麟、孙张氏。因孙兆麟夫妇、孙张氏夫妇已死亡，对上述讼争房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判决孙大鲲继承分得房产8间，孙兆麟及其妻阎淑琴（1953年去世）的子女即被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共同继承房产6间。租金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鲲所有（已领走），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逾期滞纳金由孙大鲲负担。
原告孙大鲲等六人对一审判决不服，以孙兆骧弃权书系孙兆麟伪造为由提起上诉。
第二审法院认为，双方争执的房产，虽原为孙兆骧所购置，但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字据属本人亲笔所写，并鉴定无误，嗣后并经人民政府确认产权转移为孙兆麟及孙张氏所共有，多年来，对上述产权转移的事实从未发生过争执，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大鲲、孙大鹏、孙大钧、孙大玲、孙大秀、孙大明6人对终审判决仍不服，以原理由提出申诉，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
再审中曾进行调解，双方未达成协议。中级法院认为：“房屋14间的产权应确认为孙兆骧所有，1951年孙兆骧所写的弃权声明内容含混不清，且不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故不能采信。第一、第二审法院依此为据，将房屋确认孙兆麟和孙张氏所有，显属不当，应予纠正。鉴于孙兆骧现已死亡，其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依法继承。但孙兆麟、孙张氏均对孙兆骧进行过较多的帮助，亦应分享孙兆骧的遗产。”据此，再审判决：撤销原第一、第二审判决；孙大鹏等5人分得房产6．5间，孙大鲲分得房产3间，孙大瑛等四人分得房产3间，另有门道1．5间归孙大鹏等五人与孙大鲲共同所有。房租结算款865．60元归孙大鹏等五人所有，所欠房产税48．09元及滞纳金由孙大鹏等五人补交。
再审判决后，孙大鲲、孙大鹏等6人仍不服，又以再审判决将房产3间判归孙大瑛等4人所有，与法不合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申诉，要求将房产全部确认为孙大鹏5人及孙大鲲所有。
三、审判委员会讨论中的两种意见
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中，一致认为再审改判所依据的“代位分享”的理由是站不住的，因为孙兆麟、孙张氏均先于孙兆骧死亡，主体早已不存在，不能再分享孙兆骧的遗产，其子女从法理上说，也不能“代位分享”，所以改判由孙大鲲及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代位”分得孙兆骧的遗产是不妥的。对此，高、中两院已统一了认识，认为再审判决有误，应予纠正。但对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认定和处理意见有较大分歧。
（一）孙兆骧于1951年所写的上述房产弃权声明书是否有效。
第一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的内容是虚假的。孙兆骧是由于自身的历史问题，对国家政策产生误解，违心所写的，不是本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仍应确认其为上述房产的产权所有人，孙兆骧去世后，应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
第二种意见认为：弃权书是孙兆骧个人所为的有效民事行为，但房产是孙兆骧与其妻孙吴氏的共同财产，孙兆骧无权全权处置，故弃权只能放弃属于孙兆骧自己的产权部分，而孙吴氏的产权应视为没有放弃。
第三种意见认为：弃权书经鉴定确为孙兆骧本人亲笔所写，尽管内容不符合实际情况，孙兆骧是因自己有伪身份，怕房产有被没收的可能，采取了规避的手段，但这种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已经过了30多年，他与他的妻子（1967年死亡）从未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应视为孙兆骧妻子是默认的。因此，法律不能再予以保护，应当认为弃权书是有效的。
（二）产权证的效力。
第一种意见认为：解放后，产权登记时，孙兆骧弃权，而由孙兆麟、孙张氏登记产权，应视为孙兆骧的权宜之计，此后较长时间实际仍由孙兆骧行使管理权，故不应依房产证确定本案的产权的归属，而应从实际出发，认定为孙兆骧所有。
第二种意见认为：产权登记是国家对房产所有权的确认，经过三十多年孙兆骧夫妻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应按契证确定产权人。
基于上述不同认识，审判委员会讨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意见：
（一）确认产权属于孙兆骧所有，由其五个子女孙大鹏、孙大玲、孙大钧、孙大秀、孙大明依法继承。
（二）确认产权属孙兆麟、孙张氏共有，由他们的子女孙大鲲和孙大瑛、孙大成、孙大萍、孙大庄分别继承。
多数审判委员会委员同意第一种意见，当妥，请批示。
1988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