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法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11号
现发布《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代省长田凤山
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妥善处理企业劳动争议，保障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发展良好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境内的企业与职工之间发生的下列劳动争议：
(一)因企业开除、除名、辞退职工和职工辞职、自动离职发生的争议；
(二)因执行国家有关工资、保险、福利、培训、劳动保护、新工时制的规定发生的争议；
(三)因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处理的其他劳动争议。
第三条 企业与职工为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
第四条 处理劳动争议，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着重调解，及时处理；
(二)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三)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五条 处理劳动争议实行调解和仲裁制度。
第六条 劳动争议职工一方人数在3人以上，并具有共同理由的，应当推举代表参加调解或者仲裁活动。
第二章 企业调解
第七条 凡建立工会委员会或者工会小组的企业，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者劳动争议调解小组(以下统称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本企业发生的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应当遵循当事人双方自愿原则。
第八条 调解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职工代表；
(二)企业代表；
(三)企业工会代表。
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下同)推举产生；企业代表由厂长(经理)指定；企业工会代表由企业工会委员会指定。
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具体人数由职工代表大会提出并与厂长(经理)协商确定，企业代表的人数不得超过调解委员会成员总数的1/3。
第九条 调解委员会主任由企业工会代表担任。
调解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企业工会委员会。
第十条 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及其组成，由职工代表和企业代表协商决定。
第十一条 调解委员会应指定专职或者兼职人员负责调解登记、档案管理和分析统计等日常工作。
第十二条 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应当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本企业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委员会应当自当事人申请调解之日起30日内调解结束。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或者到期调解未结束的，当事人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三章 仲裁
第十三条 省、市(行署)、县(市、区)应当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员会)。
第十四条 仲裁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一)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
(二)工会的代表；
(三)发生劳动争议企业方的代表。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是单数，主任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确认和更换应当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仲裁委员会备案。
第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十六条 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为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十七条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过审查、鉴证，有权确认劳动合同的无效。
第十八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实行仲裁员、仲裁庭制度。
第十九条 仲裁员分为专职仲裁员和兼职仲裁员。
专职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专门从事劳动争议处理工作的人员中聘任；兼职仲裁员，由仲裁委员会从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行政部门的人员以及工会工作者、专家、学者和律师中聘任。
仲裁委员会成员均具有仲裁员资格，可以由仲裁委员会聘为专职或者兼职仲裁员。
兼职仲裁员与专职仲裁员在执行仲裁公务时享有同等权利。
第二十条 仲裁委员会处理劳动争议，应当组成仲裁庭。对争议情况复杂、涉及面广、有重大影响的，由仲裁委员会决定仲裁庭的组成；一般性的争议，由仲裁委员会授权其办事机构负责人决定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由一名首席仲裁员和二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应当由专职仲裁员担任。
第二十一条 县(市、区)仲裁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劳动争议。
市(行署)仲裁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复杂的劳动争议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劳动争议以及其他涉外劳动争议。
省仲裁委员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重大的劳动争议和在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央直属、驻军企业以及省直属企业的劳动争议。
第二十二条 发生劳动争议的企业与职工不在同一个仲裁委员会管辖地区的，由职工当事人工资关系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处理。
第二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本仲裁委员会管辖权限时，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受移送的仲裁委员会不得再行移送。
第二十四条 有管辖权的仲裁委员会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或者对管辖发生争议，由上级仲裁委员会指定管辖。
第二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对一方当事人不在本管辖地区的劳动争议，可以委托有关仲裁委员会协助调查。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名律师或者其他人代理参加仲裁活动。委托他人参加仲裁活动，必须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有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明确委托事项和权限。
第二十七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职工或者死亡的职工，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没有法定代理人的，由仲裁委员会为其指定代理人代为参加仲裁活动。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双方在仲裁过程中可以和解。申诉方在仲裁裁决前可以撤诉。
第二十九条 与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利害关系的职工、企业，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仲裁活动，或者由仲裁委员会通知参加仲裁活动。
第三十条 当事人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当事人因不可抗力或者必须先经复议或者诉讼超过前款规定的申请仲裁时效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应当提交申诉书，并按照被诉人数提交副本。申诉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职工当事人姓名、职业、住址和工作单位；
(二)企业当事人的名称、地址和法定代表人的姓名、职务；
(三)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
(四)证据、证人的姓名和住址。
第三十二条 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申诉书之日起7日内作出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制作不予受理通知书，送达申诉人；决定受理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7日内向申诉人发出书面通知，并将申诉书副本送达被诉人。
被诉人应当自收到申诉书副本之日起15日内提交答辩书和有关证据。被诉人没有按时提交或者不提交答辩书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第三十三条 仲裁委员会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
第三十四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仲裁参加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保全证据，仲裁委员会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第三十五条 仲裁委员会决定受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7日内组成仲裁庭。
第三十六条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于开庭4日前，将仲裁组成人员、开庭时间、地点的书面通知送达当事人。当事人接到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在开庭期间未经仲裁庭同意自行退庭的，对申诉人按照撤诉处理，对被诉人作缺席裁决。
第三十七条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按照规定制作仲裁调解书。调解书由双方当事人签字、仲裁员署名，并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后，送达当事人。
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仲裁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反悔的，以及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仲裁庭应当及时裁决。
第三十八条 仲裁庭裁决劳动争议案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裁决中的不同意见必须如实记入笔录。
第三十九条 仲裁庭对职工当事人追索医疗费、劳动报酬、丧葬补助费、抚恤金、救济金、遗属补助费等必要费用，仲裁委员会调查确认符合实际的，可以先行决定企业当事人支付一定费用。
第四十条 仲裁庭裁决时，对涉及经济赔偿和补偿的争议标的可以作变更裁决，对其他争议标的可以在作出肯定或者否定裁决的同时，另向当事人提出书面仲裁建议。
第四十一条 仲裁庭作出裁决后，应当制作裁决书，裁决书由仲裁员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并在7日内送达双方当事人。
定期另庭裁决的当庭发给裁决书。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和裁决书，应当按照规定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四十三条 仲裁庭处理劳动争议，应当自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60日内结束。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报仲裁委员会批准后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
第四十四条 对请示待批、工伤鉴定、当事人因故不能参加仲裁活动以及妨碍仲裁办案进行的，应当视为仲裁时效中止，并报仲裁委员会审查同意。仲裁时效中止不计入仲裁时效内。
第四十五条 各级仲裁委员会主任对本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发现确有错误，需要重新处理的，应当提交本仲裁委员会决定。
决定重新处理的争议，由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原裁决的执行。仲裁决定书由仲裁委员会署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
仲裁委员会宣布原仲裁裁决书无效后，应当自宣布无效之日起7日内另行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再次决定处理争议案件，应当自组成仲裁庭之日起30日内结束。
第四十六条 劳动争议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交纳仲裁费，具体收费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或者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其回避：
(一)是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近亲属的；
(二)与劳动争议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当事人、代理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请客送礼的。
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有关人员及仲裁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规定处罚。
第四十九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与本单位工人之间，个体工商户与帮工、学徒之间发生的劳动争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由省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省政府1988年4月19日发布的《黑龙江省实施〈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细则》同时废止。
解读《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
严佳维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使用武力曾被认为是国家天经地义的权利，然而战争的残酷性与破坏性震撼了人类的良知，人类基于对战祸的厌恶而对使用武力加以理性限制的努力几乎从未停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渴求和平与安全的人们建立了联合国，这一“在集体安全和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基础上的维持国际和平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普遍性组织”及其组织章程《联合国宪章》，在其后的60年间，它们为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规模各异的地区冲突也时有发生。
更值得关注的是，占相当大比例的武力冲突都与冷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强国之一及现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政策的两大工具——武力之剑与国际法之盾在美国对外政策战场上投下了两道持久对立的阴影。” 这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国内乃至世界国际法学界对“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问题的争辩。
一、本书篇章介绍
通过解读由著名国际法学家路易斯•亨金等学者编著的《真理和强权——国际法与武力的使用》一书，我对80年代美国国内引发的关于美国政府的一些对外武力使用是否“真正符合”国际法的细节问题以及国际法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中所扮演的检查角色等更具普遍性的问题所进行的一场大辩论的相关情况有了比较直观的了解。
本书从篇章结构上看分为两大块：
前言 :
真理和强权之辩------ （代译序）
序------ 约翰•坦普尔司温
引言：20世纪80年代的大辩论------大卫•J•谢夫
正文:
第一章 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和艾伦•杰森
第二章 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路易斯•亨金
第三章 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斯坦利•霍夫曼
第四章 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威廉•D•罗杰斯
该书是一本对美国数十年来外交政策进行回顾与反思的论文集，作者们在美国国际法学界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他们各自从法律、政治、道德伦理等多种视角对美国历任政府的重大外交举措，军事行动进行了评析，其中不乏对立观点的争鸣，让人读起来饶有兴味。尽管这本书中描述的内容时间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冷战时期，2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大变，书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已不具备现实意义，但美国作为二战至今始终存在的一个世界超级大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对“强权”和“真理”，“武力”和“国际法”的态度对分析其目前对外政策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二、本书内容概述
在第一章《里根主义，人权和国际法》中，珍妮•柯克帕里克和艾伦•杰森对里根主义及其对国际法的刻意影响作出了权威性的解释，他们在文中主张“里根主义”非但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背，反而是履行了《联合国宪章》要求捍卫人类民主、人权的义务。他们将促进民族自决、维护世界人权看作是美国政府的信仰，并重申“合法政府应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被统治者意志的基础之上”这一信念并没有随着1945年宪章的签署而消亡。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里根主义”和苏联的勃列日列夫法则、民族解放理论是本质不同的，因为苏联将干涉作为其压制民族自决的自由表达、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信条，而“里根主义”是为了维护和促进自由。在此，有必要引用一下被里根主义思想奉为经典的一段话：“不干涉主义，作为一种准合法性的道德准则，须为所有政府所接受。如同自由国家，独裁者们也须同意受其约束。除非他们如此行事，否则自由国家对其的信守只会招致令人痛苦的结局：非正义方可以援助非正义方，而正义方却不能援助同样的正义方。为推行不干涉而进行的干涉总是正义的，总是道德的，即使并不总是审慎的”。
关于这两位作者的背景也值得关注一下，珍妮•柯克帕里克曾于1981—1985年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里根主义的政策和法律理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艾伦•杰森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法律顾问，也参与了里根主义的发展进程。这样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文中为何始终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的了，他们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美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主导的对外政策的基调，尽管其间也因时代和现实的需要而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
接着在第二章《武力的使用：法与美国政策》中，路易斯•亨金教授对与使用武力相关的国际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他对《联合国宪章》内包含的关于使用武力的法则、重新诠释宪章的努力、人们对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性规范的例外建议、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诉美国一案的法律权威解释、国家服从宪章的问题以及里根主义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的法律挑战等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他得出的结论是：废弃宪章法则对于任何美国政府而言都是不可行的政策；重新解释宪章法则以削弱和模糊其规范化禁令的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里根主义不管其在国内的支持如何，它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它应该被抛弃，而且如果再次被证明有必要的话，美国也应采取杜鲁门主义，即有权“提供援助现有的民主政府抗击直接或间接的甚至包括国内叛乱在内的武装进攻来捍卫民主”。他的观点应该在世界各国国际法学界都具有一席之地，也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对武力使用原则的理解。
在第三章《道德规范与超级大国间的游戏规则》中，斯坦利•霍夫曼教授专门论述了由超级大国建立并遵守的行为规则——“超级大国行事及相应行事的道德框架深远影响着它们之间一些未成文的游戏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对一超级大国最终诉诸武力抑或寻求合作之道起着决定作用”。他指出《联合国宪章》及有关武力使用的各种国际协定都包含着诸如“强制”、“对等”、“追求共同利益”这三大基础道德准则，就连调整美苏间的非正式安排也与道德考虑相关。同时他在文中提出了“实在”规则和“内在”规则的概念：“实在”规则源自超级大国之间“状况”的特定性质，它包括核威慑规则和超级大国间的竞争规则；而“内在”规则是超级大国为执行实在规则而构想出来的，如核领域中包含有维持核心均势、增强稳定性、禁止实际使用核武器这三类规则。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这些游戏规则的道德内涵，并对其利弊尤其是否定的一面进行了论述，他得出的结论是：里根主义从道德基础看，比起从法律基础看来更是不为人所取。对于美国而言，推行里根主义的代价或许很低，但事实上是将极其沉重的负担强加给了无辜的民众，他们付出的代价要比美国试图削弱或摧毁的政权所付出的代价要高得多。此外，他认为，在苏联经受国内和对外行为的剧变的情况下，美国不得不在建立符合道德标准的游戏规则中扮演主要角色。
最后一章《武力的原则，原则的力量》由担任过美国国际法学会会长、负责美洲国家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的威廉•D•罗杰斯执笔，尽管他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但还是客观公正地评述了前几位作者的观点，总的看来他在使用武力的立场上和路易斯•亨金的观点大体一致，是反对里根主义的。他通过分析二战后国际法所面临的许多严峻事实和全球范围内的正式非正式的立法成果，指出：战争是战后背景下的一个普遍特征，尽管宪章没有实现彻底消除战争这一“人类灾难根源”的目标，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这就是国际社会的最大成就。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国家之间能够有效利用的毁灭性力量和它们之间实际使用的武力日益加剧的失衡，都在法律原则的变化中反映出来。他承认《联合国宪章》原则尤其是第二条第四款成为了理论上衡量武力使用的标准，它本身存在不严密，不严密会引发不确定，不确定则会导致规避的产生。他强调应避免纠缠于“是否所有有效限制本身都是法律’这一问题，他更看好通过特别达成的更加温和、简单但精确的协议在限制战争方面能够发挥的作用。
三、本书对我的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性的大战虽然尚未发生，但地区性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却从未停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事件更是频繁发生，如1950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因而使用武力是当代国际法上十分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而非常巧合的是上面提到的几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美国直接参与或领导的，以国际法的视角审视这些战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国际法原则与制度被美国的强权铁蹄所践踏。这不由使我深思起来。
在经历二战的浩劫后，于战争废墟上孕育出来的《联合国宪章》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禁止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确定为联合国会员国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这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的一项重要原则，而且已发展为一项国际习惯法原则，并已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项强制规范（强行法）。 因此，该条款具有普遍而强制性的使用效力，世界上一切国家都负有不再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的法律义务。在当今世界各国力量不均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该原则对维持国际和平、秩序与正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当然，《联合国宪章》也对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作了明确规定，只有在下述四种例外情况下使用武力才是合法的：
第一，反对原先敌国的行动。《联合国宪章》第107条规定：“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之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因该次战争而采取或受权执行之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二战遗留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此条规定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
第二，区域机关的执行行动。《联合国宪章》第52条第1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排除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用以应付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而宜于区域行动之事件者；但以此项办法或机关及其工作与联合国之宗旨及原则符合者为限。” 《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1款规定：“安全理事会对于职权内之执行行动，在适当情形下，应利用此项区域办法或区域机关。如无安全理事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
除了上述两种可以使用武力的情况以外，联合国宪章还规定了两种使用武力的例外情况。实际上，在当今社会也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动用武力才是实际可行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例外。
其一，安理会授权动用武力，这主要规定在联合国宪章第7章有关集体安全措施的规定中。《联合国宪章》第42条规定：“安全理事会如认第四十一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空海陆军示威、封锁、及其他军事举动” 。
其二是指遭受武力攻击的国家，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 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
这也就意味着，当代社会条件下战争的可能基础只能有两种，即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自卫。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有这样一种“一般性禁止武力使用”的规定，仍然有不少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使用武力，当然它们并不敢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总是为自己寻找理由，想方设法为自己使用武力辩护，将之解释为符合宪章的规定。这正如马基亚维里所言：“对于需要战争的人们，战争是正义的。”而就当代而言，武力的使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1、民主和社会制度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因为别国选择某种不同于自己的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就对其进行干涉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曾经是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经常性做法。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扛着这面大旗四处招摇，对别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状态指手画脚，美国人信奉这样一条原则：“支持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美国人不会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不能充分体现美国人所信奉的那种普遍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利和价值观的政策”。 因而它自认为有权对不符合它民主标准的国家进行言语甚至是武力攻击，从它称其他主权国家为“无赖国家”可以看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强权政治的产物，是对别国内政主权的野蛮干涉，它所谓的“民主”充其量只是其推行国家政策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当然，国际社会对于这种行为已有共识，正如国际法院所主张的“不得‘考虑创设一项新规则是一国有权因别国选择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就对之进行干涉’。而‘相反的观点将会使整个国际法赖以存在的国家主权的基本原则和选择一国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的自由都不复存在’”。
2、人权危机和人道主义干涉
长期以来，为军事行动辩护还经常采用一个政治和法律上理由，认为为了保护某些民族不受血腥的镇压或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的伤害，对相应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是正当的。显而易见的，在联合国规范下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合理的 ，但从近几起大规模战争看，美国完全视联合国于无物，绕开联合国，自己随意进行人道主义干涉，这必然会使天下大乱、烽烟四起。毕竟“使用武力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权的非常严重的——最严重的侵犯”， 而且一旦干涉者稍失分寸，则必将导致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其甚至可能比原有的人权危机更为严重。美国以“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的独裁专制下丧失民主和自由，人权受践踏”为理由之一对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的结果便是很好的佐证。然而令人无法容忍的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始终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对自己国内的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对其他国家却要求近乎苛刻。举个例子便能很好的说明，它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没有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迄今还未批准大多数国家都已批准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美国的行径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断然拒绝和坚决反对，正如路易斯亨金所说：“法律显然不能以人权受到侵犯为理由——就允许任何国家进行破坏别国政治和领土完整的武力干涉” 。
3、反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