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政府


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暂行规定
厦门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严格控制厦门市人口机械增长，使人口增长计划同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根据国务院有关法规和厦门特区建设实际需要，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成立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作为厦门市人民政府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领导机构。主要是制定全市人口机械增长规划、人口机械净增计划指标分配方案，协调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作为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调查研究、草拟有关政
策规定和管理办法，督促检查实施，积极反映和报告执行的情况。
第三条 凡属调入厦门市的干部、工人（包括中央、省属单位）；中央和省的各部门、各兄弟地区，要求在厦门设立办事机构；外地离、退休的干部、工人、辞退、退职、退学、开除人员，部队系统的复员、转业、退伍军人和随军家属以及无军籍人员；城镇居民、农村人口，要求投靠
职工居民生活；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要求入境定居；大中专院校的招生或毕业生分配；劳改释放，解除劳教、少管放回返厦人员等的进人数量，都要受总控制指标限制，并按本规定进行管理。
第四条 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要实行指标加政策的管理办法，并实施《准进单》制度，既要控制进人的数量，又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凡是特区和台商投资区建设急需的各种高、中级人才，要积极引进；对本市无法调剂的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可以调进；对中央、省、市有明确政策规
定的正当迁移，凡符合条件的，要允许迁入；对特区建设非急需的一般人员，要从严控制。
第五条 厦门市计委是市宏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的主管部门。在拟定人口机械增长计划指标时，要根据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每年人口机械净增的指标和国家计委每年下达的人口计划指标，并考虑中央和省属单位的需要，由厦门市组织、人事、劳动、民政、公安、教育等职能部
门提出具体方案，经市计委平衡后，报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审批，正式下达各职能部门实施。公安、粮食部门凭有关手续和《准进单》给予落户和粮食供应。
凡涉及“农转非”问题，按厦府〔1990〕综158号文办理。
本市各职能部门，应根据分配的进人控制指标（含随迁家属，下同），制订控制办法，具体组织实施。控制指标应留有余地，如确需调整时，各职能部门可提出书面报告，由厦门市计划委员会统筹调整，报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审批。
第六条 严格控制成建制迁入厦门市区的单位和人员。
一、凡非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内的和四化建设特殊需要的，以及有可能对城市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单位，一律不得迁入厦门市区。原已迁出厦门市，现在其他地方已有基础设施的单位，不再迁入厦门市区。
二、凡申请成建制迁入厦门市的单位和人数，应报请厦门市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市人民政府要指定一位领导负责审批，防止多头审批。
三、成建制迁入单位，按迁入的干部、职工及其随迁家属人数计算，应向厦门市公用事业局缴纳城市基础设施增容费，上交市财政，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四、经批准成建制迁入的单位，一般安排到厦门岛外和同安县。
五、对已迁入的单位，要进行一次清理。凡未经批准的不准入户，符合迁入条件但手续不完备的，应予补办。
第七条 科技人员、干部、工人的调进。
一、对特区和台商投资区建设需要的各种人才要积极调进。凡经批准引进或调进的专业人员、干部、工人，允许其原在一起生活城镇户口的配偶及一个待业子女随迁入户，未成年子女按随母原则处理，原跟随干部、工人在同一户口受抚养的老人可随同迁移。职工本人调离厦门时，随迁
进来的家属子女和老人，原则上按“随进随出”的办法，同时迁出。引进的专业人才和调进的专业人员、干部、工人，须由用人单位向厦门市组织、人事、教委等部门或劳动局申请，属于干部的由组织部、人事局批准；属于工人的由劳动局批准。
二、严格控制一般干部、职工调入厦门市。
1．中央和省驻厦单位及厦门市属各单位招干、招工，一般应在厦门市招收城镇人口。
2．解决干部、职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应坚持特区内就特区外，单身就全家的原则。对于家庭生活基础在厦门市，分居时间较长，确有实际困难的，应逐步给予解决。其中属于单人调进或随迁人口较少，本人的年纪轻，文化、技术素质较好的，在审批时可以从宽掌握；对于夫妇双方
均在外地工作的，一般不应单方调进；个别因特殊情况需要单方调进的，应报经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领导小组分管的领导审批。经批准调进的干部或工人，随迁家属子女一般不超过2人。
3．凡超编单位，除特殊需要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外，原则上不从外地调进人员。如属同一系统因工作需要调换人员的，应先出后进，保持平衡。
4．凡属照顾性对调的，应坚持先出后进，进出平衡的原则，进多于出的，要受指标限制。
第八条 严格控制外省、外地驻厦机构人员户口迁入。
一、中央各部门、省、市、自治区及省外各地市、省内各地市县人民政府，经厦门市政府批准设立的办事处，对其领导干部、业务骨干、专业人员可根据实际需要，核准3至5名常住户口指标。生产型的内联企业和科研单位在特区和台商投资区投资达人民币200万元以上，经营3年
以上，有经济效益的，根据需要，可核准3至5名常住户口指标，主要解决单位的领导干部、技术业务骨干户口。上述两项一律申报集体常住户口，并不得把集体户口转为家庭户口。其他工作人员和随带家属子女可报暂住户口。各办事处和单位因工作需要调换人员的，应在核准入户指标内
，按先出后进原则，办理户口迁移，达到进出平衡。各驻厦办事处所需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工勤人员，应在厦门市内招聘。
二、外地来厦经商、办厂、务工、办服务业、搞运输、基建、房地产等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一律申报暂住户口。
第九条 境外人员来厦兴办独资或合资企业的。
一、港澳台侨和国外投资者来厦兴办企业，开办银行和设立代表处的，可允许向特区外招聘人员。招聘人员应符合第四条、第七条规定的对象，经劳动、人事部门同意，方可到外地招聘。外地被招聘来厦的人员，应报暂住户口。
二、港澳台侨和国外投资者，在特区和台商投资区投资达100万美元以上，正式投产一年后有经济效益的，投资者任用其亲属在其企业担任代理或主要管理人的，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可允许1至2人迁入常住户口。
第十条 部队系统有关人员迁入厦门市的，要分别不同对象，对照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一、随军家属入户，应按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办理。驻厦部队随军家属需迁入厦门市的，由师（旅）政治部按随军条件审批，市公安局办理落户。随军家属是干部或工人需调入本市的，由人事劳动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
二、复员退伍军人入户。
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应坚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具体是：
1．凡由厦门市参军入伍的公民，因服役期满，复员退伍后迁回原居住地的，由本人持县、区复退办开具的《复员退伍军人申报户口介绍信》，连同部队开具的《退役军人、在编职工粮食供应介绍信》，办理入户手续。复员退伍军人入伍前原是吃商品粮的落非农业户口，原是吃农业自
产粮或回销粮的落农业户口。
特殊情况需要安置工作的，按《福建省〈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和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2．异地安置入户。原属省内城镇人口入伍的退伍义务兵，经市民政局审查符合安置条件的，送市公安局办理落户后，安置工作，属于外省城镇人口入伍的退伍义务兵，经福建省复退办批准，再办理有关安置入户手续。
3．志愿兵转业安置：按《福建省〈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实施细则》和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三、转业干部安置入户按省、市政府有关规定办理。
市公安局按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安置转业干部名单和干部调动分配介绍信，办理入户手续。
四、军队离、退休干部及其随迁家属迁入厦门市的，应严格按照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福建省政府等规定办理。对符合规定随迁的配偶、子女，如没有工作的可随迁，在职的应分别报经市人事、劳动部门按有关规定审批。
第十一条 干部离、退休、工人退休以及被辞退等人员要迁入厦门市的。
一、离休干部本人或配偶原籍是厦门或原由厦门迁出，生活基础在厦门又有居住条件的，经厦门市委老干部管理局审核，符合安置条件的，可以接受安置落户。
二、退休干部、职工本人或配偶原籍是厦门或原由厦门迁出，要求投靠一方生活迁入的，又有居住条件；原是国家干部编制的，须经市人事局审核；原是工人编制的，须经市劳动局审核，符合条件的可以接受安置。家庭生活基础已在外地的，原则上不再搬迁厦门安置。
三、原由厦门调出或原籍是厦门的在边疆、青藏高原等边远地区工作的干部、职工要求退休回厦并有居住条件的，可以接受安置。
四、辞退、退职、退学、开除人员，按国务院和公安部有关条例、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华侨、港澳台同胞回厦门定居。
一、原由厦门市批准往港澳及国外探亲、学习或工作而返回厦门的，凭当事人的护照、来往港澳同胞回乡介绍书，办理入户手续。
二、台胞及其他人员要求回归来厦定居的，必须事先向市台办申请，报省有关部门批准后，办理定居落户手续。
第十三条 符合国家户口迁移规定的，如招生、落实政策、部队随军家属、收养小孩落户、城镇或农村人口投靠职工居民生活的，港澳及国外回归定居人员，农户之间户口迁移、复员、退伍军人、辞退、退职、退学、开除人员、劳改释放、劳教解除、少管放回人员等，由公安机关受理
，严格按国务院（77）140号文件和有关政策规定办理。经批准的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在厦投亲落户的，一律实行“准迁证”制度。对征用土地后批准“农转非”的人口，应坚持就地办理落户的原则，一般不得向市中心区内移居。
由于特区范围内人口密度较高，由岛外迁入岛内的户口也应适当控制。其家庭生活基础不在岛内者，一般不迁入户口。分配在海沧、杏林台商投资区工作的干部、工人及随迁家属，应在工作单位或居住地落户。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鼓浪屿人口机械增长。
要按“只准出，不准进”的原则，更加严格控制鼓浪屿人口机械增长。
一、严格控制成建制的单位迁入鼓浪屿。除发展旅游业外，不在鼓浪屿增设新的机构。
二、凡从厦门岛外调进鼓浪屿的；因离退休、退职等要求回其在鼓浪屿家中的；因需要照顾投靠在鼓浪屿的直系亲属的，须经厦门市公安局批准后，方可将户口迁入鼓浪屿落户。
三、凡厦门岛内居民，因结婚需迁入鼓浪屿的；因看管位于鼓浪屿私房而要求进入鼓浪屿的房主的直系亲属；原系鼓浪屿居民因军人退伍；华侨、港澳同胞、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回归定居；劳改释放、劳教解除、少管放回人员必须回鼓浪屿家中落户的等，须经鼓浪屿公安分局批准，方可
在鼓浪屿落户。
第十五条 控制城市人口机械增长，既要实行宏观计划管理，又要发挥计划、组织、人事、劳动、公安、民政、粮食等部门的职能作用，认真执行各项规定，共同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凡违反规定的，公安、粮食部门有权拒绝办理户粮关系，并责令其返回原迁出地。对弄虚作假，以权谋
私者，应给予处分，情节严重，触犯刑律的，交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本规定从1991年1月1日起公布施行，并授予厦门市控制人口机械增长办公室解释权。同安县除“农转非”外，其余可参照本暂行规定实行。过去的规定与本规定有相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1990年11月12日

【内容概要】
在继承人依《公司法》第76条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主体确认期间”和“显名确认期间”两个期间。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损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事件常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保证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东资格；股权虚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规定的情形下，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由于在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如笔者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所述，继承人继承的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的当然所有权以及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的获授资格。继承人要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尚需经历一个确认程序。无论是通过内部确认还是通过司法确认，在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

对于“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依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的观点，应理解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笔者以为应区分内部确认或者司法确认的不同情形，作不同的节点确定：

从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来看，2005年《公司法》规定的确认程序大体有五：一是发起人按照投资协议书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二是将发起人记载于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并签署；三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依该名册行使股东权利；四是在工商管理机关予以设立登记；五是公司设立后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由于司法实践中，股东身份的确定，需以当事人能否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前述主要确认程序中，可分析得出，过程形成的证据有两类，一是能够证明当事人认缴出资、已实际出资或者实际行使股权的实质证据；二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和出资证明书等形式证据。就各类证据与股东资格之间的联系而言，认缴出资或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必然联系；行使股权与股东资格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为具备股东身份之后的行为，是资格确认后的权利处分事项；公司章程的记载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充分条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但不具备设权之效；出资证明书的签发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关系，但非必要条件；股东名册是建立公司与股东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依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从上述证据与股东资格的联系来看，结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于公司内部应探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于公司外部则应着眼于权利外观而考虑商事登记的公示作用。

对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由于获授资格法定，对于实质证据的审查乃为继承资格的认定，而非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中的认缴出资或者已实际出资。在当事人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为原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或者在共同继承情形下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的最终继承人的前提下，对于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就应比照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的确定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参照适用《物权法》第28条规定，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的认定，在内部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继承人作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在司法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人民法院责令公司向继承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裁判生效之日”。

有学者认为，股权继承过程中不存在股权虚置问题，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后即可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公司为股东履行确认手续是其法定义务，不能以确认程序是否完成而限制继承人作为股东的身份从事相应的公司行为。对此，笔者不予苟同。理由有四：

首先，股东资格与股东的概念不能等同。2004年2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第11条规定，股东资格是指继承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按照通常理解，股东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显然，获授股东资格只是意味着产生了股权变动的原因，具备了成为股东的条件，使股东发生变更有了依据，但是，股权的变动和股东的变更却需要特定的行为和程序；而取得股东身份和地位，则是实现股东资格继承的结果，意味着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已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被接纳为其团体成员，从而进入了该团体内部，并可依其身份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质言之，股东资格与股东是存在差异的区别性概念。

其次，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确认问题是《继承法》的调整范围，待继承主体确认之后，才能涉及《公司法》有关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适用问题。由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识别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义务，一般情形下也无识别之能力，当存在多个合法继承人时，如果多个合法继承人之间有合意，尚可容忍按其合意允许多个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但如果多个继承人存在继承争议时，在允许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方面，就显然没有办法操作。而且，在合法继承人范围、股东资格的主体等争议未解决或确定之前，允许部分或全部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无疑是将《继承法》的调整方式强加于《公司法》之上，并强行苛以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该等继承人有审查识别和消极容忍的义务，不仅有违于法律适用的方法，而且僭越了股东的法律边界、导致了股东权利的滥用，也不利于维持公司的稳定性以及保障交易的安全。退一步言，即便不承认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确认时至股东确认程序完成时存在股权虚置的问题，但是，在共同继承的情形下，从继承开始时至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时，由于围绕着财产分割的债务分配、税负承担等一系列问题，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事项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股权虚置的状态同样持续存在。

再次，2005年《公司法》76条规定的“继承股东资格”，解决的是继承人关于股东资格的获授问题，并非解决股东权利真空的问题，按照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前述，无论是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抑或是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其股东资格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或程序加以确认：除公司内部形成一致意思、履行相关实体义务和法定程序外，还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除公司内部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签发出资证明书外，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3款以及《公司法》第31条的规定，亦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当具备股东资格合法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向公司申请股东资格确认不能时，该继承人还可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等而取得股东的身份和地位。

最后，2005年《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3款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依法条文义，可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股东权利的行使是以股东身份的取得为前提条件，因此，具备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资格继承尚未实现、取得股东身份前，允许其从公司外部直接进入公司内部，作为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主体显然是不适格的。

基于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的前提，在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中，笔者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取得时间应确定在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现实生活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存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下，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两个期间：一是继承开始时至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主体确认期间”；二是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至公司内部确认或司法确认继承人为公司股东完成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显名确认期间”。对于“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理解，应以公司收到共同继承人通过内部合意最终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当事人提交的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之日（内部协商情形），或者公司收到继承人提交的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生效判决书之日（继承纠纷情形）予以认定。这是因为公司不是合法继承股东资格的裁判机关，不具备审查识别继承资格之能力和法定义务，而继承人负有及时通知公司并使公司知情的法定义务。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由于因继承事项而获授股东资格的节点起始于自然人股东死亡时，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认后，其继承股东资格的效力当然溯及于“主体确认期间”，自始有效。强调这一效力的溯及力十分重要，因为它关涉到继承人在公司、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对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在股权虚置期间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寻求救济时的原告诉讼地位的确立以及求偿权实现等诸多问题。

从理论上讲，股权虚置状态不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股东自益权，而仅仅是股东共益权行使上存在障碍。但在实践中，没有共益权支撑的股东自益权显属无保障之权利，继承人只有以显名股东之身份行使股东的全部权利，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侵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维护公司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这些都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具体地说：

1、在“主体确认期间”，虽主体确认等民事行为主要受《继承法》调整，不涉及《公司法》的调整问题，但是，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负有消极等待的义务，客观上存在《继承法》与《公司法》的衔接问题。为避免长时间主体确认的不确定性，导致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的生产运营或者使公司受到不利益，需要合理确定“主体确认期间”。在性质上，“主体确认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只是体现一种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原则的尊重，因此，对于“主体确认期间”的确定，不宜过长。

2、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 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一般应自变更登记事项决议或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因此，参照适用之，同时考虑到“主体确认期间”，可参照上述规定确定“显名确认期间”。同时，为防止继承人拒绝、怠于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及时向公司提出确认申请，避免公司的期限利益损失，也应对继承人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时间予以限定。对于因继承主体资格的确定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也宜本着效率的原则快审速裁。

3、如果自然人股东的多个继承人不能在“主体确认期间”最终确定股东资格的继承人的，又不提起诉讼的；或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则应视为放弃股东资格的继承，由公司依股权转让或者股份回购规则办理为宜。

4、如果公司在“显名确认期间”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的确认义务，则具有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有权在该期限届满之日起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内部确认向司法强制确认转换。同理，为避免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长期虚置的状态，对于继承人提起司法强制确认的法定期限也不宜设置过长。同时，为体现效率，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司法强制确认之诉，在审理程序上可参照适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并参照适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80条关于特别程序审限的规定。

5、在股权虚置期间，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积极作为侵害原自然人股东股权的，依法获授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身份确认之后可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在继承人向公司提出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后，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怠于履行股东资格确认确认程序的，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