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改革尚需从长计议

　　　　　　　　　　　　　　　　　张喜亮

　　2012年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将在第四季度制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此案立即引发舆论热议，一些人以知情专家的身份发表言论称，收入制度改革8年无果，缘自“权贵”、“垄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一些媒体甚至以“《工资条例》夭折谁是幕后黑手”为题发表评论。笔者以为，“黑手”这样的提法及其论述的观点，实在是不够严肃，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从现在公布的情况看，无论是“工资条例”还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外界并不知情。其内容是什么，什么人在反对，为什么反对，反对了什么……，诸如此类都没有弄清楚，便因某知情人一说“垄断”者而义愤填膺，显然是不够严肃的。正是从道听途说的所谓“垄断”，便发表狂论：“由于垄断行业的垄断性，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就拿老百姓的工资水平来说吧，明显的普通老百姓的收入低，可在垄断行业的高工资的参与下，增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工资，普通老百姓的工资‘被增长’，于是迷惑了公众的眼睛，更让普通老百姓吃哑巴亏。”这个评论者显然也不知道什么是“垄断行业”和“垄断性”，妄论“掌握着国家命运，也掌握着老百姓的命运”。“垄断行业”和“垄断性”怎么就控制了国家和百姓了呢？这样的评论，不可谓不负责任，客观上有制造社会对立之嫌。

　　众所周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目前我们社会分配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倾向，公民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情况十分显著。有报导：股市改革创业板诞生三年，共制造出735位亿万富豪和2489位千万富豪，而散户股民则亏损30%不止。这样的分化确实令人发指，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明这些亿万千万富豪们的收入是违法所得。同理，那些所谓高收入的企业（笔者不想随意使用“垄断”这个专业术语）高管或员工，如果说他们的收入比较高的话，那么，首先要问：他们的收入违法了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显然，收入高者依法而高并非个人所为，无可厚非亦无可指责。笔者无意为高收入者们辩护，实际上也想对此进行一些反思。笔者以为，收入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罪不在高收入者，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员工个人。既然不是他们个人所为，他们又何必“夭折”工资条例或分配方案呢？

　　不可否认，高收入者是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然而，所谓既得利益者从来不是制度的制定者，在全社会制造对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济于事。笔者赞成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制度的制定，每个人都有平等表达意见的权利，法律、政策、制度等等的制定过程需要更加公开，但是，使之满足每一个公民的利益诉求，那也是不现实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公平表现在每个公民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每个公民也都有执行依照法律程序制定的法律、政策和制度的义务。如果人大代表不能有效代表我们的利益诉求，我们依法应当罢免之，如果我们的政府首长不能为人民服务，我们选举的人大代表也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罢免之。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的制定，亦必须遵从这些程序而不是制造社会群体的对立。有人反对，有人赞同，有人弃权等等，都是正常的意见表达，公民的权利是平等的，对不同意见者以鼓噪舆论的方式大张挞伐也有违民主和言论自由的真谛。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现状，主要还是我们既往政策的必然结果。比如我们提倡“市场经济”、“效率优先”、“拉开差距”等等，这些提法不仅体现在政策中，甚至体现在法律里。加之执行者片面理解，问题就出来了。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理解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被取义为前半句而忘记了后半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被丢掉了“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等等。这是我们值得反思的，理论必须透彻才能感召人民而成为前进的动力。不容否认，前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是，“公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了。今天我们必须严肃认真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总结经验教训，尤其要汲取教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须从长计议，万不可操之过急。一个没有实质内容或弄些冠冕堂皇的口号，非但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且必定制度出新的矛盾。

　　据笔者调查发现，效益好的企业员工收入比效益不好的企业员工收入低，无论效益好或不好的企业内部之普通员工比高管们的收入低，倍受微词的央企高管收入比金融企业高管收入低，收入高的高管们比发达国家（甚至是不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高管收入低……。如此说来，所谓收入高与低，都是比较而言的，就看其参照系是什么。总体分析，笔者发现，综观全球，参照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我们国家各个群体的收入都不是高的。出现这个问题，还需要反思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执行的收入政策，政策的问题出自我们的收入或工资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制度，其方向是共产主义。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途中也一度臆造过共产主义。取消工资、取消商品等等，正是这样的理论，其实新中国的工资，一直是被作为生活费理解的。国家包揽一切福利，工资仅仅是日常生活绝对必要的费用，如果这个费用不足以维系生活的话，企业或国家会给予救助。改革开放前全国实行的“八级工资制”，完全是建立在生活费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工资刺激政策”，奖金作为职工收入的一部分纳入了工资，继而还有所谓“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及“拉开差距”等等。然后就是物价的上涨，与此匹配又加入了“物价补贴”，再后来就是“以三铁精神砸三铁”、“车改”、“饭补”、“房补”、等等。突然一日，全部收入均属于工资，加收工资“税”，又搞捆绑变化为“个人所得税”等等。如此，今天我们职工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收入”还是“所得”亦或是“报酬”。时至今日，关于“工资”这个问题，我们国家无论在理论上、法律上还是政策上都没有个准确的统一用词，更没有统一的定义。“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这些有着严格区分的专业术语，皆被混为一谈。比如说央企高管，其收入明确是被定为“薪酬”的，——这里有薪的部分即工资，也有酬的部分即“奖励”。我们的所谓专家和舆论界却把这“薪酬”拿来与普通职工的“工资”进行比较，如此一来，巨大的差距便出现了；而高管“酬”的部分之“风险”扣除，却没有人理会了。我们不想为高管们的高“薪酬”的合理性作辩护，如果“酬”的部分在核定的企业职工工资控制的总额之中，显然有其不合理性，——因为其挤占了职工工资数额，如果“酬”的部分是从投资人收益支出则无可厚非，——与职工工资之间差距大小没有可比性。笔者认为，制定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首先必须弄清楚工资或收入的概念。若究工资条例或收入分配方案缘何迟迟不能出台，根源在此而非谁反对或赞同。

　　我们所言收入高低、工资差距大小，也需要弄清楚标准。如果没有可比的标准或原则，这个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比如，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工资究竟应当是生活费还是其他？从社会各界几乎没有哪个群体对其工资满意的现实来看，问题还是出现在我们的工资内涵上了。如果我们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话，那么，工资就应当是其劳动价值的价格表现，按照这个原则标准，我们国家各群体的现实工资都是低水平的（个别人的个别情况不在此列），与我们国家公布的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相比，包括所谓高收入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工资都必须大幅度提高，——即便是超过公布的GDP总量与增长的速度也难以弥补欠账。如果选择既往的计划经济制度，所有的管理人员的工资都是过高的，必须减下来，——同时必须承受效率和破坏性的损伤。如果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笔者认为工资政策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大幅度降低所谓高收入者的工资上，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提高低工资者的工资。如此只需要修正我们过去的一些政策和做法即可。比如央企高管的薪酬实际上是按照“准市场”的原则确定的，而普通职工的工资则是沿用着计划经济生活费的理论；工资政策改革应当主要考虑普通职工确定的原则，亦可选择“准市场”的标准，使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劳动的价值即不过大地低于劳动价值。无论怎样的选择，笔者以为那种将工资增长交由市场自行解决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比如资方自由决定高管薪酬和企业自由决定职工工资及职工工资集体谈判等等。这些做法至少在我们目前情况下还是不具备条件的，并且有极大的社会破坏性，这些破坏性的危害已经和正在被所谓市场经济国家的情况所证明了的。

　　三十年前我们的城市改革就是把企业改革当作中心环节，企业改革又是从发放奖金撬动工资收入制度开始的，毋庸置疑，自此开创了一个新局面。三十年后工资收入的矛盾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是该总结经验汲取教训重新设计我们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了，如果我们反思得好必将开拓出未来三十年的大好局面。然而，工资收入分配制度乃国泰民安之大事，必须从长计议，即从国家、社会和人民福祉的长远大计考虑，做好充分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论证。设计新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要充分考虑下述几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一，要解决治国理念问题，如国富民强，还是民穷国强，还是藏富于民，还是国民均分；第二，要在工资政策出台之前先修改既往涉及的工资法律，如工资增长的“两低原则”还是“同步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亦或是“公平和效率兼顾”；第三，要统一工资、薪酬、报酬、收入、所得等等概念，严格在相应的层次上使用这些专业术语；第四，要找出社会各界不满意工资或收入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是不满意自己的收入低了，还是不满意别人的收入高了，或是不满意物价水平，或是不满意腐败者的非法所得；第五，要评估改革政策出台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如果无力承受或排除产生的负面影响莫若再潜心研究。国之大事须谋定而后动，切勿急功、操之过急、敷衍塞责，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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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抢劫罪

洛阳铁路运输法院研究室 张向争


[案情]
2002年8月4日上午，被告人甲、乙相约到某火车站接从安徽来的乙的女朋友，因列车晚点，二人在饭店喝了十几瓶啤酒，11时30分许，甲、乙酒后到该火车站候车室，对候车室旅客丙（外地打工者，未穿上衣）实施扭脖子、辱骂行为，要求其给甲、乙买烟，因丙只携带了1元钱不够买一盒烟，便将一元钱交给甲、乙，甲、乙又将该钱还给丙让丙去买烟，此时被值勤民警抓获。
[争议]
对甲、乙二人行为的认定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甲、乙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火车站对他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的方法，强行索取钱财，应认定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甲乙二人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应认为是犯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的人犯抢劫罪的应负刑事责任。由于抢劫罪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而且危及他人的人身安全，性质比较严重，所以在立法上对构成抢劫罪的数额和情节没有作限制性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凡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就构成抢劫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认定抢劫罪根本不需要考虑数额和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通常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已经发生时对国家和人民利益形成的实际损害。但这种实际损害仅仅是社会危害性的一种情形，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某种行为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实际损害，也被看作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的表现。分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还必须关注犯罪者的主观恶性及人身危险性。譬如自首犯、立功犯、未成年犯与累犯、拒不交代罪行者及成年犯罪相比，主观恶性就比较小，社会危害性也行对较轻。社会危害性的程度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认定某种违法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只从形式上看其是否符合某种犯罪的基本特征，还必须综合考察各方面的情节来判断其社会危害性是否达到了应受刑事处罚的犯罪程度。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就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对抢劫罪的认定也应当如此。在实践中，有些行为人虽然强行劫取了他人财物，但其强制手段并不严重，索取行为比较有节制，抢得的财物又微不足道，就可以认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只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甲、乙在候车室有多人的情况下，对未穿上衣的外地打工者丙实施了扭脖子、辱骂行为，要求其拿钱买一盒烟三人一起吸。在整个过程中，甲、乙没有劫取丙身上的其它财物，在丙拿出身上的一元钱后，甲、乙又将钱交给了丙要求丙去买烟。从甲、乙作案的手段、选择的对象、索取的钱数以及行为的后果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酒后闹事、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流氓习气的表现，其以语言辱骂和轻微暴力，向他人强行索取少量钱物的抢劫行为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根据我国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人甲、乙的行为不应认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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